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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列入名单的行为的确会给相关主体造成实际的影响，导致权益的实际损害，所以也不宜界定为行政事实行为。

换言之，首先要形成一般通则意义上的基本行政法典，这不仅能够降低行政法典的制定难度，而且能够与各特别领域的行政法立法进度相兼容。另一方面，一般基本行政法典之下的环境行政法、教育行政法、税收行政法、卫生行政法、军事行政法等特别具体领域部门法，这些自成体系的行政法律规范部门完全有可能且有必要展开法典化工作，它们的法典化进展同样是全部行政法法典化的一部分。

相形之下，中国大陆至今尚未形成名义上或实质性的行政法典文件，这种‘一国两制四法域所形成的制度藩篱与文化心理障碍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与伟大复兴。行政法典的制定将会形成主流公法文化，推进两岸四地行政法制度的交流、融合与统一。行政法律关系稳定性低、变动性大的问题可以抽象出相对稳定的部分规则固定下来。三是行政法产生较晚，一些基本原则尚不完全成熟，所以还不具备将其编纂成为统一法典的条件。2.规范集成与体系建构 一般来说，范围广泛、内容庞杂、变动不居通常被作为反对行政法法典化的理由，甚至有学者因此就断言行政法重要的特色，在于其无法典化。

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基本行政法的路径确立、模式定位和体系结构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行政法治理念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体系，因此有必要抓住行政法典制定契机对其进行整合。至于AI、区块链、元宇宙等新领域，都亟待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则不应过度强调共同特色，而宜随时回应现实需要，加快相关立法进程。

提倡对制定统一法典的理论探究，有助于完善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限缩法典说反映了行政和行政法的自身规律性。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这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追求的目标，故而引来各方高度关注和聚力推进。统一法典，不好立、不好改、不好用。

对于以行政和行政法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来说，体系化是其孜孜以求的目标，故而行政法学体系在发展方向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对于行政法之法典化具有较强的引导和支撑作用。其二是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完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

这里对必要性或者理由的论述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行政救济法（规定因行政活动受到损害或者损失的国民请求救济之程序）。相似的情形还有很多，理论上都可期待通过行政法典化的推进来加以解决，而现实中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技术障碍能够通过构建合理的法典结构予以克服，而非技术障碍则是法典化的主要障碍。

这种障碍源自行政法和行政自身的特点。推进《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组织法》的立法工作，主张制定《行政法总则》《行政法通则》或者《行政基本法》等法律，将行政法典相对化为行政法典化，进而具体化为某个或者某类法律，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是可取的，总体来说是值得肯定的。[xxxvii] [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高家伟译：《行政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页。如此算来，行政法202件，占总数的70.6%。

杨伟东：《基本行政法典的确立、定位与架构》，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这里所谓一般手续法规范，即一般程序法规范。

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和社会法等部门法的法规范该如何定位和划界？这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在《行政处罚法》制定施行后，行政程序立法被提上日程，学界先后提出了《行政程序法》的体例结构，新的体例结构，立法建议、建议稿及其说明。如果仅是编纂，只将既有的法规范整理编排，其现实可能性就会提升，而其必要性也就会相应降低。尤其是需要制定较为统一的、能够规范共同对象的法典型的法律之际，唯有汇集相应的优秀行政法学研究者，才能确保行政法学研究成果和行政法学体系保持回应当下又指引未来的品质。[liii] [日]田中二郎：《要说行政法》（新版），弘文堂1983年版，第3页。这是由行政自身的规律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三）坚定限缩法典化的问题导向 有人立足于当前理论和实践积累的客观现实，指出制定行政法典的理论基础尚不扎实，在庞杂的行政法规体系中凝练共性规则难以操作，因此难以实现制定行政法典的目标。

除了《行政处罚法》《环境保护法》等专门行政法律之外，有些散见于民商法和刑事法之中的法规范，通过行政法典化将其汇集编纂，具有重要意义。[xvii] 同前注[1]，杨建顺文。

应松年：《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xiv] 参见同前注[11]，杨建顺书，第99-101页。

这样，既符合行政法本身的规律，也能回应客观需求，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所要求的那样，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大命题之下展开各自关注或者感兴趣的小命题之论证，形成了限缩法典说。

钟瑞华、李洪雷：《论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意义与路径——以民法典编纂为参照》，《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12期。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先后制定颁布《行政程序法》，都是受美国影响的结果。其他表述仅限于直接引用的场合。这篇短文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

中国已用了7年多，还得用多长时间尚是未知数。制定统一完整的《行政法典》不具有容许性，因为让行政法像刑法、民法典一样形成体系化立法成果，在这个世界上尚不存在、也不曾有过。

[xlviii] 参见同前注[12]，南博方、杨建顺书，第30页以下。行政法治建设具有历史发展性和发展阶段性。

其三是完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杨建顺：《大胆借鉴，勇于创新，建立完整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

《行政组织法》解决权原问题，《行政程序法》提供运用权力和实现权利的程序手段和规则保障，再辅以分散于各领域的行政作用实体法规范[xii]，以及在相关法规范体系之下的政策法务，为一线执法人员提供便捷、容易、全面、准确适用法规范、解决真问题的有效手段、裁量基准和解释基准。如果切实做到技术障碍能够通过构建合理的法典结构予以克服的话，行政法之法典化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xviii] 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150页。各国对行政法法典化的探索始于大陆法系国家，是从实体法规范开始的，受阻后转向一般手续法规范的制定。

[x] 参见王世涛：《行政法的法典化及其模式选择》，《时代法学》2005年第4期。江必新：《迈向统一的行政基本法》，《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

行政法典化本身应当是多层次、多形态的，既有整体性的行政法认知模式，又有阶段性、个别领域、个别事务的行政法多元发展路径和形态。[xxxvi] 参见同前注[1]，杨建顺文。

而专门推出所谓行政法典化依然具有充分必要性，起码在汇聚人们的关注方面，已经起到了造势的重要作用。例如，德国和日本都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着手调研起草行政程序法，德国于1976年、日本于1993年才正式完成了制定《行政程序法》的任务。